医学及细胞生物学研究
肿瘤中存在大量免疫细胞,并不意味着免疫治疗就能有效。部分转移性胃癌虽然伴有明显的免疫浸润,却仍对抗PD-1治疗缺乏应答。肿瘤细胞如何将周围的免疫细胞转变为促进转移、维持耐药的“帮手”,是寻找新治疗靶点的关键。
复旦大学周兆才教授、焦石青年研究员团队在 Advanced Science(IF=14.1) 发表题为 “Targeting the YAP-BST2 Axis Overcomes Intrinsic Anti-PD-1 Resistance in Metastatic Gastric Cancer” 的研究论文。研究从 YAP持续激活与TP53缺失这一遗传组合出发,建立具有自发转移和抗PD-1原发性耐药特征的胃癌小鼠模型,揭示肿瘤细胞通过 YAP–BST2轴重塑中性粒细胞,调节肝脏 Kupffer 细胞的免疫抑制状态,并探索BST2与PD-1联合阻断的治疗潜力。
烈冰生物为本研究提供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服务。通过对原发灶及不同转移部位进行单细胞解析,研究者识别出BST2高表达肿瘤亚群及相关免疫抑制性细胞状态,为追踪胃癌转移与耐药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
01 研究设计
01 样本分组与实验设计
遗传模型与耐药验证
研究者在胃Atp4b⁺壁细胞谱系中,同时诱导YAP持续激活和Tp53缺失,构建AYP胃癌模型,并设置野生型、仅YAP激活及仅Tp53缺失等对照。诱导后持续观察肿瘤发生、病理类型、生存及多器官转移情况;在诱导后第12周开始给予抗PD-1抗体,每周一次、连续3周,评价模型对免疫治疗的应答。
单细胞样本与比较问题
在诱导后约4个月,采集AYP小鼠以及WT小鼠的对应组织,实验设计如下:
1.原发灶:胃组织(不含前胃)
2.近端转移灶:胃引流淋巴结
3.远端转移灶:肝、肺可见转移病灶
研究目标:比较野生型对照组织与AYP肿瘤相关组织的细胞组成、恶性上皮细胞亚群,以及原发灶和转移部位的免疫抑制状态,进一步寻找肿瘤细胞与髓系细胞之间的关键互作。
机制与治疗验证
研究进一步建立Yap1或Bst2基因干预的AYP肿瘤细胞,通过皮下移植、脾内注射肝转移及髓系细胞共培养实验验证关键机制。联合治疗设置未治疗、抗 PD-1 单药、抗 BST2 单药及抗 BST2 联合抗 PD-1 四组,于诱导后第12周开始每周给药,连续3周,末次给药后一周取材评价。人胃癌样本及治疗应答相关数据用于检验YAP、BST2表达与临床应答之间的联系。
图1:研究设计:转移性胃癌模型构建、单细胞解析与联合治疗验证
02 多维检测与机制分析
1.组织病理与流式细胞术:评价胃癌病理异质性、转移负荷及免疫细胞表型。
2.单细胞转录组测序:解析恶性细胞异质性及原发灶、转移部位的免疫微环境,定位候选细胞互作。
3.Bulk RNA-seq与基因干预:筛选依赖YAP的肿瘤关键效应分子。
4.CUT&RUN-qPCR与蛋白互作实验:验证YAP–TEAD对Bst2的转录调控及BST2与PIRA2的直接结合。
5.髓系细胞共培养与阻断实验:检验BST2是否推动中性粒细胞、Kupffer细胞形成免疫抑制表型
6.动物治疗与人样本分析:评价BST2/PD-1联合阻断的体内效果,以及BST2与治疗应答的关联。
02 研究结论
01 YAP激活与TP53缺失协同驱动转移性胃癌,并形成抗PD-1原发性耐药
研究首先回答了一个基础问题:YAP激活与TP53缺失的共同出现,是否足以驱动侵袭性胃癌发生?结果显示,在本研究模型及观察期内,仅激活YAP或仅缺失Tp53均未形成胃癌;而两者同时发生后,AYP小鼠在诱导后2–3个月出现侵袭性胃腺癌,中位生存期为131天。组织病理学分析显示,肿瘤具有明显的病理异质性,包括高分化型(肠型)、伴有印戒细胞的低分化型(弥漫型),以及混合型或未定型,并在3–4个月内发生胃周淋巴结、肝、肺等多部位转移。
尽管肿瘤组织存在明显免疫细胞浸润,抗PD-1单药治疗仍未显著降低胃重量,也未明显改变转移发生情况或病理表现。这表明,AYP 模型在表现出侵袭性生长和多器官转移的同时,还具有对抗 PD-1 单药治疗不敏感的原发性耐药表型,为进一步解析胃癌免疫治疗耐药机制提供了研究基础。
图2:YAP激活与TP53缺失协同驱动胃癌转移及抗PD-1原发性耐药
02 多组织单细胞解析锁定BST2⁺肿瘤亚群,揭示免疫浸润背后的抑制状态
为了找出“有免疫浸润却无治疗应答”的原因,研究者对AYP与野生型小鼠的多组织样本开展单细胞转录组分析,质控后获得 49,845个高质量细胞,鉴定出15类主要细胞谱系。结合上皮细胞重聚类和推断的拷贝数变异,研究识别出 Bst2⁺ TC-1、Bst2⁺ TC-2及Cxcl2⁺ TC 三类肿瘤细胞亚群。这些细胞富集YAP/TAZ靶基因、上皮–间质转化及免疫抑制相关特征,其转录状态与人低分化胃癌具有相似性。
与此同时,除胃周淋巴结外,原发及转移部位普遍出现明显的中性粒细胞浸润,其中多个亚群具有多形核髓源抑制性细胞或其他免疫抑制相关转录特征。流式检测进一步证实,胃原发灶及肝肺转移灶中SiglecF⁺中性粒细胞积累;清除中性粒细胞则能够抑制肿瘤发展和转移。烈冰生物助力的单细胞测序,将研究问题从“哪些细胞增多”推进到“哪些肿瘤亚群可能驱动髓系免疫抑制”,为后续聚焦BST2及其细胞互作提供了依据。
图3:多组织单细胞解析揭示BST2⁺肿瘤亚群及髓系免疫抑制特征
03 BST2是YAP–TEAD直接调控的效应分子,其高表达与治疗不应答相关
研究者将单细胞识别的肿瘤特征基因,与YAP1基因敲除后下调的基因进行交叉分析,筛选出BST2这一候选分子。免疫荧光及流式结果显示,BST2在AYP肿瘤细胞中表达,并随胃癌进展升高。构建了 YAP1 敲除的 AYP 肿瘤细胞后发现,YAP1敲除后,BST2的mRNA及细胞表面蛋白水平均明显下降;CUT&RUN-qPCR则支持YAP1–TEAD4复合物直接结合Bst2启动子,建立了 YAP激活→BST2转录上调 的调控联系。
人胃癌相关分析进一步显示,YAP与BST2的组织表达呈正相关,治疗进展组中的BST2和YAP1转录水平高于应答组。这些结果将肿瘤内部的致癌信号与外部免疫微环境连接起来:BST2不仅标记特定肿瘤状态,也可能是YAP驱动免疫逃逸的重要输出端。需要区分的是,论文Methods所述临床组织队列接受了抗PD-1联合含铂化疗,因此相关组织证据不能单独归因于抗PD-1单药耐药。
图4:YAP–TEAD直接上调BST2表达,其高表达与治疗不应答相关
04 肿瘤细胞通过BST2–PIRA2互作,推动中性粒细胞形成免疫抑制表型
BST2如何将肿瘤信号传递给免疫细胞?单细胞配体–受体分析提示,BST2⁺肿瘤亚群与多个免疫抑制相关中性粒细胞亚群之间存在Bst2–Pira2互作。组织免疫荧光显示BST2⁺肿瘤细胞与MPO⁺中性粒细胞紧密邻近;进一步通过免疫共沉淀(Co-IP)及蛋白pull-down实验,研究者证实 BST2 与 PIRA2 能够直接结合,并进一步解析了参与两者相互作用的关键蛋白结构域。
功能实验显示,Bst2缺失对肿瘤细胞体外增殖影响有限,却明显削弱其体内成瘤能力,并降低肿瘤内中性粒细胞数量及其PD-L1表达。在骨髓细胞诱导培养体系中,AYP肿瘤细胞可促进SiglecF⁺PD-L1⁺免疫抑制性中性粒细胞形成,而Bst2基因敲除或BST2抗体阻断均可减弱这一效应。这说明,BST2的促肿瘤作用与其重塑髓系免疫状态密切相关,并非仅通过直接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实现。
图5:肿瘤来源BST2通过结合PIRA2促进中性粒细胞免疫抑制表型形成
05 BST2重塑肝脏Kupffer细胞,为胃癌肝转移创造免疫抑制环境
研究进一步将视角从原发灶转向肝脏。单细胞分析显示,AYP小鼠肝脏中S100a8⁺、Siglece⁺、Cfb⁺等免疫抑制相关Kupffer细胞亚群积累,而免疫刺激相关H2-Eb1⁺亚群减少。其中,S100a8⁺亚群具有较强的免疫抑制特征,并较高表达编码CD11b的Itgam。共培养实验进一步发现,AYP肿瘤细胞可增加CD11b高表达Kupffer细胞,并上调Arg1、PD-L1;干预肿瘤细胞Bst2后,上述变化受到抑制。
在脾内注射建立的肝转移模型中,Bst2缺失降低了肝脏肿瘤负荷,延长小鼠生存,同时减少CD11b高表达Kupffer细胞,并增强肝内CD8⁺ T细胞的颗粒酶B表达。这些结果支持:肿瘤来源BST2能够改变肝脏驻留髓系细胞的功能状态,形成有利于转移灶生长的免疫环境。结合单细胞分析、共培养及动物实验,研究进一步揭示了 BST2 在原发灶免疫逃逸之外,对肝转移微环境重塑及转移灶进展的促进作用。
图6:BST2重塑Kupffer细胞免疫抑制状态,促进胃癌肝转移
06 联合阻断BST2与PD-1,在耐药模型中抑制原发灶并消除肉眼可见肝转移灶
在明确BST2的作用后,研究者进一步检验:阻断这一髓系免疫调控节点,能否改善PD-1治疗效果?与抗PD-1单药相比,BST2与PD-1联合阻断使AYP小鼠胃重量降低约 29.7%,并伴随腺体及分化上皮结构的部分恢复,提示原发病变得到改善。
转移评价显示,抗BST2单药已能够明显减轻肝脏及胃周淋巴结转移;联合治疗进一步增强抑制效果,联合组6只小鼠在终点评估时均未见肉眼可见肝转移灶。这一结果提供了临床前证据:同时联合靶向 BST2 及 PD-1 有望改善该模型对抗 PD-1 单药治疗的原发性耐药。其证据范围仍限于本研究动物模型和观察终点,尚不能据此认定临床治愈或长期无复发。
图7:联合阻断BST2与PD-1,增强原发胃癌及肝转移控制效果
03 研究创新性
1. 将遗传驱动与免疫治疗耐药纳入同一自发胃癌模型
研究通过YAP持续激活与Tp53缺失的组合,在免疫完整背景下重现了胃癌的病理异质性、多器官自发转移及抗 PD-1 原发性耐药表型,为研究难治性胃癌的发生、转移及免疫治疗应答提供了临床前模型。
2. 建立从肿瘤致癌信号到髓系免疫抑制的机制联系
研究证实 YAP–TEAD 可直接调控 BST2 转录,并发现肿瘤来源 BST2 可与 PIRA2 直接结合,促进免疫抑制性中性粒细胞形成。同时,研究发现 BST2 还参与调节肝脏 Kupffer 细胞的免疫抑制状态,提示肿瘤细胞来源的 BST2 可能同时参与原发灶免疫逃逸与肝转移微环境重塑。
3. 提出针对髓系免疫抑制与PD-1通路的联合干预策略
在具有抗 PD-1 原发性耐药特征的 AYP 小鼠模型中,BST2 与 PD-1 联合阻断进一步抑制原发肿瘤生长,并使联合治疗组在终点评估时均未见肉眼可见的肝转移灶,为靶向肿瘤相关免疫抑制、改善免疫治疗应答提供了临床前依据。BST2的临床预测价值、人源受体机制及治疗安全性仍需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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